工人农民很算数!
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有位知名经济学家夸夸其谈: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据说,在中国特别受尊重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你要反驳他,报纸会把你的稿子拿下来,有人还会给有关报纸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该报不登你的文章。当然,还有人说你是反市场经济,是左派,要回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当家的,似乎就应该是大款,是主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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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有位知名经济学家夸夸其谈: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据说,在中国特别受尊重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你要反驳他,报纸会把你的稿子拿下来,有人还会给有关报纸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该报不登你的文章。当然,还有人说你是反市场经济,是左派,要回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当家的,似乎就应该是大款,是主流经济学家。
十九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实,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十九世纪时来得那么戏剧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这一变局,就是中国的人口。
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公布后几天内,各省市就产生了第一批推荐生。他们的露面等于宣布了名实推荐的失败。以打破“应试教育”为目标的名实推荐,结果不过是克隆了“应试教育”。所有被推荐的学生,主要的资本都是考试成绩突出。推荐学校也明确表示:推荐标准除了成绩外,不敢有太多其他考虑。这和高考机器还有什么两样?
低薪真能构成了“比较优势”吗?具体而言,在经济起步的资本积累阶段,低薪是否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呢?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就不难作出回答。
最近,我出版了两本书:《怎样做大国》和《仇富》,直接批评的是在我们社会中风行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为这种模式辩护的主流知识分子们;同时也希望探索什么是正当的、正义的发展模式,什么样的模式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记得二十多年前读日本前首先岸信介的回忆录,他讲到退任后对台湾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起飞,成为东亚的榜样。台湾方面对日本奇迹有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够复制。根据岸信介的回忆,台湾方面总是对日本的大企业感兴趣。他则告诉对方:日本的经济主体是由中小企业组成。你们不要迷信大企业,要给中小企业多提供些支持!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一国的人口规模要大得多,主要国家的粮食供应中依赖进口的比例,很少达到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的程度。大英帝国崛起之初,是个粮食出口国。英国的粮食进出口到1800年还基本持平,以后则逐渐依赖进口。为这种进口提供保证的,则是这个“日不落”之国的海洋霸权。美国则自始至终是粮食出口国,并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时代仍然维持着保护农业用地的政策。
如今中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出口下降、GDP增长减速,面临着在经济低迷的过程中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挑战。制造业作为解决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当然至关重要。但是,细查樊先生的话,他说的似乎并不仅仅是现在,而是过去“经济繁荣的时候”。这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
五年多以前,我有机会和一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共餐。他席间放言说:“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再过几年中国企业会取代美国企业而征服世界。即使是大学,中国也很快能和美国平起平坐。”我当时还觉得他不过是吐一时之快,但不久就陆续读到国内许多学者的类似言论。比如,“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呀,“美国的民主制度交易成本太高、不如中国有效率”呀等。最近一位国内知名学者也描述道:“中国学者曾对美国民主模式的性质变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今占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认为不应该在中国推行美国模式的民主,因为美国民主有一些致命的弱点”,如“效率低下和金融政策上的缺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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