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但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总体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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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 郑永年
作者昵称: 英伦名笔
作者简介: 浙江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季刊主编，香港《信报》专栏作家。1985年和1988，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2年和1995年分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是中国政治经济研究及其对外关系。曾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中国农村发展和民主项目的咨询专家。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
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从改革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如何缺失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政府官员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进入”、“市场豁免”和“市场退出”。改革并非一定要剥夺官员的利益的，而是要使他们认识到，一种既利己也利人的方法会更有效，也更能持久。……必须看到，中国的社会稳定正在因为社会政策的缺失而失去坚实的基础，一旦出现大 规模的社会不稳定，现存官员和富人的利益也很难得到保障。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当代中国的两种显着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是过去三十年间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的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最近随着迪拜世界债务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电视剧《蜗居》的播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来，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或者愤怒。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政府，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中国墙”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西方的学界还是政界都相信，中国也会很快步东欧共产主义的后尘。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预言，“自由在中国必将胜利，共产中国必将终结”。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 。相反，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这自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判断。邓小平相信，在东欧和苏联，表面上是社会力量推翻了那里的执政党 ，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在于执政党的不作为，自己推翻了自己。
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加快发展和转型，社会成员的信仰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社会存在。正因为是客观需要，事实上，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快速。在当代世界，中国可以说是宗教力量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对很多西方宗教来说，具有庞大世俗人口的中国是宗教发展的最后一块乐土。与中国不同，西方世界的很多国家，宗教文明的世俗化一直在进行，信教人数尤其是虔诚信教者在减少。西方尽管有完全的传教自由，但因为世俗化趋势，传教显得相当困难。在欧洲，人们不难发找到往日的教堂演变成为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案例。
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中国经济均衡增长的内外压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完全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
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为其它各种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