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
——兼析现代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
金融的实质是信用。信用的实质是承诺及其兑现。金融市场是一个交易各种兑现程度不同的承诺的市场。人们做出承诺,或者购买承诺,无非是为了利益。这些承诺和利益的直接体现形式就是货币。原本基于市场交换而产生的货币,是信用的集中代表。不管是作为交换媒介,还是为价值尺度,抑或价值储藏手段,都是以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或者至少价值稳定为前提。只有如此,货币才能作为交易各种承诺的一般等价物。但自从货币被一国政府完全垄断发行并纸质化后,就成为政府信用的集中体现,政府成了所有持币者的债务人。在这一最大信用体系中,债务人只有一个,债权人众多而分散,是典型一对多的关系。这一总体信用关系,随着市场交易的延展,又不断衍生出繁杂的子孙关系。
这一信用体系主导了现代金融市场。由于种种原因,纸币自从面世之后,就是一直处于币值不稳定的巨烈波动中,政府的初始承诺一再打折扣,从而使金融市场处于越来越频繁的波动中。现代金融危机,也就是纸币信用体系的危机。从这一角度理解,现代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可概括成如下几点:
(一)金融危机是一种货币信贷危机
只有当货币信贷,或者银行出了问题,才会促使金融危机发生。银行不仅集中了已有的货币资金,还能利用其信用体系不断创造增量货币。银行是现代经济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尽管非银行金融机构层出不穷,功能各异,但都属于中介机构,不仅没有货币创造功能,而且离开银行信贷,也不可能有杠杆性交易。所以,没有银行信贷的过度发放,就不会有市场尤其是资产市场泡沫的生成、膨胀与破灭,也就不会有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资产市场的波动,不能危害银行信贷的正常流转,这一波动就成不了金融危机。但只要银行信贷流转一旦出现严重问题,并漫延为普遍的市场流动性紧张,以至银行经营难以为继,就一定会出现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泡沫破灭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是金融过热的结果。金融过热,是金融市场投机过度的体现。金融市场过度投机,必然首先使资产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快速膨胀。过度投机和泡沫快速膨胀,除了人性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以过度货币信贷投放为手段。离开了流动性的过度供应与泛滥,即使再贪婪的人性,也不会使资产市场的投机过度,从而使资产泡沫快速膨胀。
快速膨胀的泡沫,迟早会破灭。一旦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就必然是金融危机。危机的程度,取决于事前资产市场泡沫膨胀的程度,以及泡沫持续的时间。
(三)通货膨胀会导致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不一定是通货膨胀的结果
物价的持续普遍上涨,才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相对于既定产出水平,货币信贷供应过量。通胀,将使中央银行提高利率,缩减流动性供给,戳穿资产市场泡沫,带来金融危机。
但,金融危机之前并不一定伴随严重的通胀。因为,过度供应的货币信贷,有可能被大宗商品投机市场和资产市场所吸纳,并不一定导致普通产品市场供不应求的通胀现象。然而,资产市场上流动性泛滥的结果,可以使资产泡沫在难以支撑下去时破裂,从而发生金融危机。这也是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之前,物价和利率长时间保持较低水平的原因。当然,长期低利率,也是促成资产市场泡沫膨胀的重要原因。
(四)金融危机发生的间隔越来越多
18世纪每隔70-80年才发生一次金融危机,到19世纪缩短为20-30年,20世纪为8-14年,21世纪才开始不到10年就已经发生过两次了。周期缩短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制度。随着贵金属本位被纸币本位所代替,货币被一国中央政府完全垄断发行后,货币发行就失去了硬性约束。尤其是,经济学上有关通胀与失业率负相关理论(菲里普斯曲线)的影响,使货币发行自金本位被终止之后,一直处于膨胀状态。不管被认为是多么优秀的中央银行家,都难以避免纸币不断贬值的宿命。在这一点上,197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
“有一个基本事实已经得到了毫无疑义地证实:由于货币的增加在短期内无可否认地会对就业带来益处—-尽管长期看必然会导致就业岗位的错误配置、并由此而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因而,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抵挡采取这种措施的压力,尽管这些措施最终将证明具有极大危害。除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理由:不受制约的政党政治与货币的稳定之间本质上就不能相容。信用扩张对于就业的好处,只有在这种扩张的速度一次比一次更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去。它最终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失业。” [1]
哈耶克的这一观点,也可以从黄金价格变动和中央银行家的行为上得到证实。金价由1971年之前每盎司35美元,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上升到当今1000美元以上,意味着纸质美元贬值了30倍。
曾一度被称为最优秀甚至有些被神话的格林斯潘,在1974年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金价为154美元。后又担任了20年美联储主席,金价在其卸任时,达到1000美左右。尽管格氏在20世纪50年代紧紧追随当时有着很大影响力的“理性利已主义者”安。兰德,坚定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并在1966年发表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宣称:“黄金是唯一真实的货币”,但在就任美联储主席的20年间,却成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纸币发行者,成了最大的“纸币贩子”。虽然一度像18世纪“密西西比河泡沫”制造者约翰。劳那样(在法国曾经将纸币变为比黄金还贵的货币)不断提升纸币价格,比如,格氏就任美联储主席时黄金每盎司850美元,到2001年2月跌为260美元,但最终同约翰。劳一样制造了庞大的纸币泡沫。格氏也成了人们所称的“酒吧侍者领班”,只会卖酒,让人们失去理智,最终只能制造“非理性繁荣”。可见,纸币终久是纸币,贬值是其最后的宿命。
当然,经济学家也为像格林斯潘这样的“中央银行界的恺撒”提供了后来被证明是“怪异行为”的借口和理由。其中,最大的两位贡献者就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不管弗里德曼如何在上个世纪抨击凯恩斯学说,但他们俩从不同的方面(或者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试图改变他们之前经济学界所信奉的“牛顿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有繁荣,就一定有萧条。任何试图缩短金融经济应有调整期和调整程度的政府行为,只能使下一次强行调整来得更快。
现在看来,可以“无中生有”和没有节制的纸币发行,“过量”是其必然的结果。这必然使得由货币信贷催生的资产市场泡沫不断被吹起和膨胀,然后是破灭。这一泡沫胀灭的周期越来越短,必然使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不是延长了,而是缩短了。
(五)金融危机发生的链条
如果不是货币信贷投放的首先过度,就不会有接下来的长时间低利率,从而导致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品交易膨胀,以至泛滥。但银行与债券市场融资的低廉和容易,必然导致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投机过度。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很快会传导到股票市场,并引起这一市场的泡沫膨胀。
无论是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是一个以货币资金为手段而直接快速交易的虚拟市场,没有一个原材料采购、加工生产和产品销售的过程,因而泡沫的发生总是最容易,也最为先。
尽管同属资产市场范畴,但由于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个购地、设计、购料、建筑施工的过程,其泡沫膨胀与破灭也就总是滞后于股票市场。
当由货币信贷过度投放导致的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发生泡沫时,就离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不远了。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为了抑制危机,救助金融机构和稳定金融市场,政府掌控的中央银行又会降低利率,大量投放货币,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又为下一次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和危机发生奠定了基础。如此,周而复始。
以上几个典型特征意味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是在脱离了实体经济潜力约束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无不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并且促动着周期频率的加快。对此,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必然催生着实体经济过热
资产市场泡沫的膨胀,意味着货币信贷投放的过度,流动性泛滥,融资不仅变得容易,而且低廉。低成本过量资本供给,必然带来实体经济的投资过度。泡沫化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短期内又助长着消费需求的过快攀升。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推、拉着经济走向过度繁荣。经济过度繁荣,又助推着金融市场进一步狂热。但任何一次经济过度繁荣和金融狂热,总是在泡沫破裂和资产市场崩溃中结束,并使经济增长进入被迫调整的转折点。
(二)全球性金融危机必然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经济也许是全球化的,但政治无论如何都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其次才可能是双边或多边的。所以,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讲,还是出于政治需要与压力,经济危机的发生,都会使各个经济体的开放度大大下降,贸易保护主义相比繁荣时期更加普遍和严重。
在这次源于美国并重创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美欧空前规模的金融机构救助行动、天量增长的财政赤字、零利率及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他们要求亚洲国家紧缩财政开支、提高利率、维持汇率不变、任由金融机构破产的措施,完全是南辕北辙。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危机立即使美国、欧盟转入了更为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实施刺激经济计划的“购买美国货”,到最近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贸易磨擦和纠纷,都是活生生的证据。
(三)金融危机之后,必然是经济衰退和萧条,也是经济结构被迫调整的过程
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处于倒闭破产或自我维持的低谷,使得信贷市场抽紧,融资变得困难。并由于资产市场泡沫破灭,财富大幅缩水,而使需求不振。这两种力量,促使实体经济进入增长下滑甚至负增长的衰退通道。即使衰退停止,但如果迟迟见不到回升,经济就进入萧条状态。萧条持续时间越长,整个市场信心、投融资、生产、消费的状况就越糟糕。
当然,这也是经济结构被迫大幅度调整的过程。危机的发生,说明之前的经济结构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结构,以及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所以,危机也是一种调整性危机。
结构调整,是一个新机遇显现并逐步增多的过程。敏感而有勇气的企业家将首先识别并抓住新的机遇。因为,在总量膨胀的阶段,基本是先入者的天下,后来者的进入和扩张,或者是困难的,或者是击鼓传花中的最后接棒者。而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期间,并非原来的规模越大者就越有机会,反而是后来者更易于发现机会。
总之,金融危机,对所有市场主体都是一种痛苦,都是以往发展过热的终止。当然,也是下一轮发展机遇的发现识别期。危机之后被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必然要求所有市场主体都要进行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调整,否则,将难以度过危机。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既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也是新机会的重塑过程。想办法度过危机,不管是通过缩短战线,还是在组织体制、治理结构上进行调整,对所有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危机和调整,不仅仅意味着收缩,也意味着大胆创新,更预示着新型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式、消费方式与文化的形成。
只是,由于作为现代金融根本的货币,越来越成为人类的一大困扰,并连同这一困扰导致的上述金融危机特征,正在蚕食着经济机体的弹性。缺乏弹性的机体,其健康和活力的持续性将越来越令人担心。如何从根本上缓解甚至消除这种担心,恐怕是经济学家真正下功夫研究的问题。
[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译本,第214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