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和货币的历史制度特性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货币经济。货币尽管不是最终目的，但货币牵引甚至决定着经济秩序。经济混乱与危机，一定是以货币秩序的紊乱为前奏。没有货币秩序的顺畅和稳定，断然不会有经济的良好运行。货币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由货币产生、流转、交易所形成的金融市场，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判定经济形势，不管是过热还是过冷，衰退还是复苏，金融市场的状况都成了定盘星。

　　然而，货币又是那么的不重要。作为最后应付经济生活秩序的手段，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货币，重新拾起最为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由此看来，货币始终是经济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作为手段的有效性，要以是否有利于目的的实现为标准。人类过去几千年来，之所以选择了货币，显然，是因为货币有利于经济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展，以及运转复杂性的要求。

　　当然，由于经济系统在时空上的延展是个渐进过程，为之服务的货币也必然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今天的货币及其秩序，也就是过去几千年演进的结果。这一过程，既有自发性的因素，也有人为设计，包括习性、惯例、规则以至法律规定的因素。现在看来，这后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更显着些，因而，货币迄今为止显示出的更多是一种制度现象。这也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货币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制度看待和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次性交易，或者，只有一个买者和卖者，构不成市场。真正的市场，一定是多次往复交易的结果，而这必然意味着多个买卖者的存在。实际上，参与交易的买卖者越多，越能形成一个活跃的市场。市场对多个买卖者的依赖，说明竞争是其重要特征。竞争的直接体现形式是价格的高低。只有货币出现后，价格机制才真正形成并起作用。

　　由此，马克思经济理论有关市场是交换关系总和的概念，显得太过宽泛；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新古典主义有关市场仅仅是个体原始性和自发性交往状态的概念，又太狭隘，缺乏历史指导性；那种将一切都看成制度的制度主义理论，有显片面。看来，将各种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起来，可能对市场和货币的解释力会更强些。

　　显然，市场是自发力量和制度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前苏联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失败。这种失败表明，并非在计划体制与集权官僚跨台后，就会立刻自动进入市场经济。如果缺乏一套应有的商业规则、标准和制度，仅仅靠自发力量，不会形成真正有意义的市场。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才明确总结到：“没有合适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都不可能存在。”

　　而一套商业规则和制度的确立，是文化约束下的历史演进结果，决非一蹴而就。因为，这些规则和制度，只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才能得到切实遵守。但同样的规则制度，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认识和接受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市场具有如此明显的制度特性，作为内生于市场并依市场而存在的货币，自然也就受到市场制度特性的总体约束，并使自己也有着特定的制度色彩。

　　货币的制度演进特性

　　货币是人类有意识的界定之物。无论是从最初的一般商品，还是后来的金银贵金属，以及现今的纸币和记帐符号，都依赖于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规则及其约束。这些制度，不见得一开始就体现为国家法律，只是，到了国家时代，货币铸造与发行权完全被国家垄断后，才有了相应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界入。不管迄今为止充当货币的物化和形式化的东西是什么，也不论它们行使货币职能的时间长短，那都是一种历史偶然，而非必然。所有这些形式都构不成货币本质。由此，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可以，但说“金银天然是货币”就不对了。

　　就到今天为止的货币历史看，金银充当货币的时间最长，也是货币币值最为稳定的时期。这除了金银具有内在价值外，还因为其数量不能被随意操纵，在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对政府行政力量的一种强有力纪律约束。

　　金本位制的这种历史特性引申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个是，货币的价值并不在于货币充当者的内在价值，而是主要由货币数量所决定的。特别是在金汇兑本位制下，由于纸币能够随时兑换成为黄金，币值相对稳定，久而久之，人们认为这里的黄金，只不过是纸币数量的一种控制工具而已。有些学者由此认为，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机制同样甚至更好地控制货币数量，货币秩序仍然不亚于金本位制，黄金就可以被替代出去。这意味着纸币本位是可行的，关键是那个数量控制机制。有的学者将这个控制机制寄望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约束下的政府行政管理，如历史学派、制度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有的学者则寄望于市场竞争机制，如奥地利学派中的哈耶克。

　　另一个倾向是，金本位制对货币发行垄断者—-政府—-就货币数量操纵的约束，恰恰使政府不能将货币作为一个政策工具，用于调控经济运行，解决经济衰退和萧条问题。特别是那些反对“货币中性”观点的学者，这一倾向更强烈。这种倾向促成了有关维护和反对金本位制的争论，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争论最激烈。当时，最为坚定并持续一贯反对金本位制的，非凯恩斯莫属。他的观点，都以一贯之地体现在其一系列重要着作中，从他1913的《印度的货币与金融》、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到1930年的《货币论》和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无不是排斥和反对金本位制的。

　　其实，凯恩斯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非金本位制基础上的。如果不是寄望于政府集中掌控货币数量，他有关货币供求理论、银行信用体系理论、货币政策理论、赤字财政政策理论、国际金融管理理论等一整套宏观经济理论，都不可能建立起来。但实践已经证明了维多利亚·奇克如下评论的正确性：

　　“凯恩斯主张有意识地进行国内国际货币管理和投资管理，而不应完全放任自流。这不得不说他对政府的无私动机有些过于乐观。”

　　历史发展到今天，政府完全成为了货币数量的控制者，货币已经脱离了所有具备内在价值的商品支撑，仅仅以纸质化和记帐符号存在。货币也由此完全成了一种政府制度，货币原本带有的那些市场自发性和原始性荡然无存。问题是，主导制度制定与演进的政府，并没有准确预测判断经济形势和货币需求的能力，也不具有被凯恩斯经济理论所假定的有关公平无私正义的道德水准，因而脱离金本位的历史，更是一种政府垄断权力被肆意滥用、赤裸裸蓄意制造通货膨胀的历史。

　　货币的制度性危机

　　金融的根本是货币。现代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由于货币已演化为政府制度，因而货币危机的实质就是一种制度性危机。

　　现今货币制度的有效性，完全依赖于政府能力和道德水准，以及银行信贷体系的顺畅，而银行信贷体系又基本依赖于政府的隐性和显性担保。所以，最根本的角色还是政府。由于没有哪个政府不受一个或几个特定利益集团影响的，加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以及人性因素的问题，并没有使政府官员成为道德和智慧的化身，因而，在缺乏了原有市场自发性因素的约束后，当今货币制度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一方面，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政府自身的能力，使货币数量失去了客观制约，成为政治力量随意操纵的工具，这必然使货币数量不断偏离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变得不是通胀就是通缩，货币秩序和经济秩序陷入混乱的频率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少量资本金要求和国家担保的银行体系，却有着庞大的货币创造能力，这不仅从源头上助长了银行的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经济体系的投资不再必然是先有储蓄之后的事情，投资可以先于储蓄而进行，从而助长了储蓄倾向的不断下降，投资的不断高涨。脱离了储蓄约束的投资膨胀，催生着工业产能的不断过剩，以及资产市场投机的兴盛和泡沫膨胀，也催生着透支性消费的不断过度。所有这些力量，不能不说是现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再发生的源头。

　　这说明，有关界定和促动当代货币流转的一套制度，是我们认识、理解和解释金融经济和货币危机的一个重点，也是探求危机缓解的一个重要切入口。现在看来，这套制度是需要检视和改进的。

　　危机的缓解

　　既然货币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自发性原始性因素和制度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将货币完全当作一种政府强制性制度，就违背了货币本质要求，出问题是肯定的。

　　由此，缓解当今货币危机的探求路径就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恢复必要的市场自发性原始性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哈耶克所探讨的“市场本位”和对竞争性力量的引入，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另一方面，从制度改革入手，在缩减政府强制性力量的同时，寻求约束货币数量被政治随意操纵的制度重建。至少，目前有关货币供应和流转的一整套制度，包括货币政策决策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甚至国际金融协调制度，都是值得检讨和改进的。当然，对制度改进，不应抱太乐观和急于求成的态度，起码要有一个时间演变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所有现成制度，哪怕再不合理，也都是历史逐步演进的结果。

　　对新时代货币危机缓解的探求，没有谁能够提出完全可行的现成答案，我在这里也不过提出了从制度层面重点考虑的原则。但是，将不断频繁发生的金融经济混乱和危机，归于货币危机及其制度层面，应当是值得经济学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