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改革开放的实质

　　没有了批判精神，只能是“装修师”，肯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与公共知识分子相去甚远。装修师，只能是在既定的框架内修修补补，不可能有着结构性的原创革新和建设，甚至沦为粉鉓太平者，肤浅而庸俗。但是，一味的质疑批判，一切皆非，没有应有的建设性精神与思路，就只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惟我独尊，自负而狭隘，亦非公共知识分子所为。

　　只有批判性精神和建设性思维的结合，才可能有着创新性思维，也才可能产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创新成果。社会发展离不开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和文化都有着足够的创新。否则，就不会有过往文明的衰亡兴盛之别。创新的土壤里，必须伴随着竞争的因子。垄断之所以可恶，就在于对竞争的扼制。没有了竞争，思想活跃、科学进步、技术创新，统统谈不上。

　　垄断的极致，就是大一统的单一权力垄断。这种垄断，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世俗的。完全的宗教神权垄断，无疑是对一切世俗竞争创新的否定，也是核心神职人员集团利于宗教与教会对世俗社会的操纵和愚弄。世俗垄断的极致便是完全的国家垄断，统治者绑架了国家和政府。如果一个政权对所有臣民从生到死的一举一动都要明察，那肯定“是一个文牍和骚扰的制度：无穷无尽的文牍，无穷无尽的骚扰。” [1]

　　如果国家及其行政机构和官员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必需消费品交易还是思想和教育，无论是个人首创精神还是公共生活的活动，都予以全盘控制，就必然产生汉娜。阿伦特所述的“极权主义”。在这种垄断极致下，没有了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更不可能有竞争。文化习俗只能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可能有思想解放和新思想的产生，恐惧和排斥一切创新。人的聪明才智被集中引到官场上，精英只属于官僚，而远离商业和工业。这样的社会是僵化和衰败的。如果说上千年停滞和近百年来衰败的传统农业中国，就是这样一种完全国家垄断的典型体现，那么，过去30年工业化中国的奋起直追和高速增长，则是在打破这种完全垄断过程中取得的成果。

　　如果说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也就意味着，那种极致性垄断被打破的空间还很大，任务也很艰巨，至少目前不是破除这种垄断格局的终点。如若对此认识模糊而混乱，有所停滞甚至后退，改革进而增长和发展就必然会受到影响。

　　垄断的普通方式，是那些或者借助公权力，或者通过市场力量，所产生的对行业和产品市场的垄断。即使是通过市场力量取得的垄断，也会成为竞争和创新的对立面。更不用说，行政性垄断只能催生平庸了。这是从中长期来看的垄断之破坏性。

　　从短期看，一旦取得垄断地位，垄断者就必然会操纵价格和市场，而不管起初是否出于主观意愿。这种操纵是对消费者剩余的极大盘剥。没有了消费者剩余的市场，就没有了等价交换和公平公正，而这与强盗性掠夺已没有什么区别，亦无真正市场可言。

　　如果没有对产品、行业或信息的垄断，就不可能主导市场和操纵价格。操纵价格者，至少是上述三者之一的垄断者。这从我国当前各行各业及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垄断性价格与收费上，就可明显看得出。如果是国家行政性垄断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必然是由国家行政机关予以确定和调整。无论如何，行政机关断然不会确定出一个真正反映市场实际供求关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合理布局的价格。这种价格调整要么是滞后的，要么是超前的，不可能不是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即使那些不再通过行政定价和调价的产品与服务，只要存在垄断，也不会出现公平公正的价格。

　　中国公众遭垄断之苦，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少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公众不仅受国内本土垄断之苦，也正在遭受外来垄断的盘剥。外来者或者利用资本优势，或者利用产品和技术优势，或者利用中国政策制度的漏洞，通过合资、收购、控股甚至不法手段，轻易渗透和进入中国的诸种行业与领域。起初，中国消费者也许会获得短暂的价格或质量好处，但代价是本土自主品牌和市场的逐步丧失。等到外来者完成了行业和区域布局，获取垄断地位后，就将定价与调价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价格操纵的典型体现就是立码提价，最后真正受损的还是中国公众。

　　从中国的汽车行业、机械装备行业，到大豆等农产品加工、农业种子市场，无不体现出外来垄断的破坏性。近期由媒体调查披露，外资在控制我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大幅提高种子价格，以至出现了“1克种子1克金”的天价种子，使农民饱尝国外高价种子的苦果[2]。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直接关涉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物流业，正在走向被外资垄断的局面。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外资企业已占据了我国国际快递市场80%的份额；进出口物流市场，本土物流只能做到沿海线一带，但因我国出口商品的80%左右按离岸价格结算，进口商品的80%左右按到岸价格结算，这决定了本土企业不但基本享受不到走出国门以后的物流增值业务，反而严重受到跨国垄断者的挤压；外来者越来越加大了对中国境内外物流渠道、物流基础设施的渗透、垄断和控制。比如，仅仅一家外资仓储地产企业，“在中国20多个主要城市就投资建设了60个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占同期全国122个已经运营的物流园区总数的50%。已建成运营的仓储面积达到186万平方米，比国内最大的内资仓储企业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的仓储面积还要大。” [3]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都理应由本土厂商供应，开放是绝对必要。问题不在于外来还是本土，而在于垄断。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意味着放纵甚至培育和强化本土垄断者；开放，也不意味着引进外来垄断者。因为，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土者，一旦取得垄断地位，都会控制和操纵价格，对消费者的侵害结果是一样的，对竞争和创新的阻碍是一样的，对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破坏也是一样的。

　　不管是改革还是开放，中介目标都是为了发展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最终目标则是提高全体公众的福利水平。但只要存在价格操纵，就不可能存在健康的市场机制，因为公平公正的价格是市场机制健康的核心标准。

　　由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各类各层次垄断的过程；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引进竞争和创新，防止、反对和破除外来垄断，就更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相关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否则，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难以真正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改革开放。

　　[1]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中译本第59页，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2]《外资垄断中国种业市场 农民被迫接受1克种子1克金》，载2009年12月25日的《经济参考报》。

　　[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蔡进，《把握形势 加强监测 反映诉求 充分发挥我国物流产业预警机制作用》（2009年8月28日  北京），载中国物流与采购网。